编者按：在科技革命深刻重塑社会结构与个体经验的今天，推想文学正从传统的文类版图中异军突起，凭借其包容性的姿态、跨媒介的活力与面向未来的思辨精神，成为世界文学场域中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从科幻、奇幻到或然历史，从技术乌托邦到生态太阳朋克，推想文学以“假如……将会怎样”的开放性逻辑，构建了一个个偏离经验现实的“可能世界”，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历史、干预现实的认知棱镜，更在全球范围内激发了一场关乎文化认同、价值观念与共同命运的“想象力之战”。为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特邀七位深耕于此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推想文学作为一个文类、一种方法、一项全球文化实践的丰富内涵与未来可能，以期在思想碰撞中，为理解我们时代的技术、社会与未来打开更广阔的空间。

　　王守仁教授从文学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出发，强调推想文学虽立足虚构，却始终根植于对社会现实的观察与反思，其构建的“或然现实”具有强烈的现实观照与社会批判功能。

　　文学社会历史批评视域下的推想文学

　　王守仁｜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6年第6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王守仁

　　文学社会历史批评将文学看作复杂的历史时代、生命体验和社会关系的产物，注意其思想内容的现实观照，同时坚持文学本位，关注文本的建构性，从本体论出发强调文学源自个体对生活的体验和观察，具有主体能动性。文学社会历史批评的研究范式探究文学与周遭环境的交互、交叉、交融，捕捉文本中潜藏的社会心理，揭示作家的创作动机、风格特色与社会—历史语境的深层关联。

　　文学写作区别于非文学写作的显著特征是想象与虚构。想象是人重要的心理能力之一，我们运用想象，可以任由思绪天马行空、纵横驰骋。所谓“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便是指想象不受物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想象最本质的特性是创造和创新，可以“无中生有”，产生先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思想、新事物、新意象，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在艺术创造过程中，想象力是虚构能力的同义词。虚构作为人类语言与思想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手段、抵达现实的途径。德国哲学家费英格认为，客观现实无法被完全认识，需要借助虚构被感知、推断。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在进行创作时离不开虚构：作品中的人物、行为、情节、时间、地点、事件等都是由作家通过想象建构出来的。在繁杂多样的文学谱系中，推想文学的虚构性特点尤为突出。

　　推想文学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文学类别，涵纳了奇幻、科幻、乌托邦、反乌托邦、末日叙事、或然历史等子类型。奇幻书写出现得很早，可追溯到古罗马作家奥维德的《变形计》和中国的《山海经》。18世纪欧洲发生的启蒙运动以理性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理性的科学与非理性的奇幻的界限趋于明晰，现实主义小说逐渐兴起并不断发展，并在19世纪成为主流。与此同时，奇幻文学也继续存在，《爱丽丝漫游奇境》《指环王》《哈利·波特》等奇幻小说在全世界传播，作家和评论家已自觉地将奇幻文学视为独立的文学类别。科幻小说是推想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889年10月出版的《利品科特月刊》（Lippincott’s Monthly Magazine）首次使用了“推想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这一术语，指代幻想未来乌托邦的短篇小说作品。科幻小说有硬科幻和软科幻之分，前者以新的科学猜想、新技术、新发明推动情节，对科学技术远景进行推测与想象；后者聚焦科技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侧重“思想实验”，从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推想与思考未来世界。硬科幻小说和软科幻小说均有对未来的推测与推想，因此，20世纪中叶推想小说开始成为科幻小说的一种替代性称谓。1947年，科幻作家海因莱因首次提出应以“推想小说”替代“科幻小说”，认为科幻小说不应仅仅是一种以辅助大众理解科学技术为目的的文学作品，而应该在当前科学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对未来人类社会进行科学推断与虚构创作。科幻小说的英文science fiction的缩写SF既可指代科幻小说，也可指代推想小说，而fiction除了小说之意外，也可泛指虚构文学。21世纪，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特别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快速改变着当代社会生活和世界的面貌。“推想文学”的称谓由“推想小说”演化而来，尤其关注科技的前沿性突破对形塑当下和未来的作用。虽基于科幻小说，但是其内涵更为宽广、丰富和深邃，是文学对于现实世界复杂性、多样性与不确定性作出的反应。

　　《山海经》

　　推想文学采用“外推”（extrapolation）的写作方式。所谓“外推”，即在经验世界运行规则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假设性条件，进而推想在这些条件之下可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推想文学致力于展示“假如……将会怎样”（what if）的情况，建构出有别于经验世界的可能世界。“可能世界”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在《诗学》中说：历史“叙述已发生的事”，而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诗人借助想象力来“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创造出文学虚构世界。可能世界理论“把世界分为真实世界，即已经实现的可能世界；‘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即可能实现但尚未实现的世界；不可能世界，即尚未实现且永远不会实现的世界”。文学虚构世界是一种特殊的可能世界，“一种由作者想象的人物和事态组成的、通过语言建构出来的虚构叙述世界”。在推想文学中，文本虚构世界的成立依赖给定的假设条件，其运行规则在逻辑而非事实上符合经验现实。根据外推逻辑的不同，推想文学构造可能世界有两种重要方式：重构历史和推想未来。重构历史的推想文学通过构想“一个或然的（时间、空间）场景，为社会问题提供不同的可能解决方案，进而改变叙述世界的整体历史”。推想未来则往往是根据当下的科技发展情况推测某技术应用一定时段之后可能成为现实的世界样貌。“一些事项例如‘飞船’和穿越空间航行的可能性——必须是已得到承认的；而另一些构思则主要来自已知事实和对科学数据的逻辑演绎或合理推论”。如威尔斯的《时间机器》通过“时间旅行者”之口假定人不仅可以在空间中走动，也可以在时间中穿梭，在此假设条件下构想出“时间机器”以及“时间旅行”等情节内容。

　　近年来，笔者一直在做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将创作方法视为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支点。创作方法是作家艺术地认识和表现生活的方法，人类自文学艺术创作活动出现，就运用一定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包含创作精神、创作原则和创作手段三个要素。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精神指作者所秉持的文学观，即在文学与现实之间建立起关联，这是社会历史批评的文学观。根据罗兰·巴特的观点，现实主义文本中的“现实”不过是由“表征的代码”（code de représentation）建构出来的“语言现实”，但是现实主义文学虚构的可能世界始终直接或间接地指涉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历史世界。文学与现实存在着千丝万缕、曲折复杂的联系。詹姆逊在讨论美国作家多克特罗的后现代主义小说《拉格泰姆时代》时注意到“历史参照物的消失”，然而，文学虚构参照物的缺失有助于理解表征的建构性本质，正是这种缺陷让虚构找到了更丰富深刻的指涉方式——虚构制造了它所指涉的对象本身，在自我指涉的行动中指涉现实。

　　与现实主义文学一样，推想文学从未脱离与历史和现实的联系。“推想”的英文speculation词源为拉丁文speculatio、specere、speculari等名词和动词，表达“观察”与“沉思”的意思，而观察与沉思作为一种行动，植根于特定时期的人类生活，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推想文学作者经过观察与沉思后虚构的可能世界成为“思想实验”场域，通过隐晦的方式指向社会—历史世界。如《乌托邦》便是莫尔对16世纪欧洲社会状况进行深入观察和思考的结果，该书分两个部分，主要内容由莫尔与希斯洛狄之间的交谈构成。在第一部分中，莫尔指出了当时英国和欧洲存在的经济和社会弊端，暗示只有局外人才能用客观的眼光看待这些弊端，其中不乏对当时社会阴暗面的鞭笞和揭露。在第二部分中，希斯洛狄详细介绍自己曾经访问过的乌托邦岛，描述了一个社会平等、财产公有、人们和谐相处的理想国。“乌托邦”一词在拉丁文中的意思是“不存在的地方”，莫尔杜撰这个术语并且将其运用于一个虚构的世界，反衬的是作者生活的现实世界。《乌托邦》开创了英国哲理幻想小说传统的先河，这一传统从培根的《新大西岛》、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勃特勒的《埃瑞璜》、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奇幻和科幻小说，其共同特点是基于对当下社会现实的观察与思考，推测、推演沿此方向发展世界将会走向何处，蕴含很强的现实观照和社会批判。

　　托马斯·莫尔与他的《乌托邦》

　　推想文学经常使用讽刺手法，赋予作品社会现实意义。如《格列佛游记》向来被当作世界儿童文学的经典，但当初斯威夫特创作这部作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儿童。作者自己说，他的创作目的“不是为了提供娱乐而是为了激怒这个世界”。斯威夫特通过丰富的想象，针砭时政，指出英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在小人国，皇帝不可一世，大臣争相邀宠，党派相互倾轧；人们为鸡蛋应先从大的一端吃起还是从小的一端吃起而争执不下，进而开战；官员的选拔通过绳技比赛实现，候选人须在悬空的绳子上表演舞蹈，跳得最高而不跌下来的绳舞者就能获得职位；皇帝或首相手持横杆，让候选人或跳过横杆、或在横杆下爬行，来回反复多次，依据表演者的敏捷度、跳来爬去坚持时间的长短，给予不同的封赏。这些荒诞细节的描写揭示了英国官场为争权夺利而阿谀奉承、不择手段的丑态，同时也含沙射影地对英国的政治、宗教和社会予以挞伐。在慧马国，统治国家的是具有高度理性和美德的慧马，而长得像人的动物被叫作野胡（Yahoo）。野胡丑陋肮脏，毫无理性，却是人类的同类或者说就是人类，斯威夫特通过马的视角观察野胡，对人性中的卑劣、贪婪、愚昧和堕落进行无情的嘲讽。麦克尤恩2019年创作的《蟑螂》采用卡夫卡《变形记》的手法，讲述蟑螂变形为英国首相吉姆·萨姆斯并推行让货币流向逆转的“反转主义”的故事。作为英国最有权势的人物，萨姆斯熟练地玩弄政治手腕，成功化解反对党和内阁异见者的阻挠，使政府通过了“反转主义”计划，英国因而将“独行于世间”。麦克尤恩是英国“脱欧”的坚定批评者，《蟑螂》的讽刺矛头直指英国“脱欧”事件，书中由蟑螂首相主导的政治闹剧是对现实生活中英国“脱欧”进程的犀利讽喻。

　　不同于旨在直接呈现生活现实的经典现实主义文学，推想文学通过外推法构建出一种“或然现实”（alternative reality），也称“替代性现实”。中国当代科幻作家陈楸帆曾具体阐释科幻小说家构建“或然现实”的过程：“我们设置规则，这些规则基于我们对现有世界运行规律的认知和理解，然后引入一些变量……整个世界都将为之产生改变，但这一切都是可理解、可推敲的，符合逻辑的，我们的故事便会在这样的具有‘真实性’的舞台上演。”或然历史书写遵循“假如……将会怎样”的外推逻辑，在历史事件或历史进程中引入“变量”，从而重构历史，呈现出“替代性现实”。如美国作家罗斯2004年发表的小说《反美阴谋》重新构建了1940—1942年间的历史，大胆假设罗斯福没有赢得第三次大选，而是由亲纳粹的共和党候选人林白当选总统，美国由此成为一个法西斯国家，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在200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布什仅因为在佛罗里达州的537票微弱优势险胜对手，假设民主党候选人戈尔上台执政，是否会有伊拉克战争则是一个未知数。作为一名严肃作家，罗斯始终关注社会现实，他的小说通过讲述“想象的历史事件”，传达了对时代和生活的真知灼见。在重构历史的或然历史作品中，历史与现实深度交织，小说中的政治体制、生活方式和社会事件虽然和史实不同，但往往是对现实世界的戏仿和反讽。美国作家温特斯2016年出版的《地下航线》假定美国南方四个州仍然实行蓄奴制，并由此推想芯片植入技术和通过合成杂交细胞进行人工繁殖以延续奴隶制的场景。在该书中，美国黑奴逃离南方、追求自由的血泪史与数字技术令人“无处可逃”的当代社会现实相互映照，暗示了奴隶制虽已成为历史，但压迫和奴役始终以各种形式存在，是人类生活的“现实”，且现代技术的应用使之更加难以逃脱。麦克尤恩2019年出版的小说《我这样的机器》将故事的时空设置在1982年的伦敦，书中关于1980年代英国社会生活的细节描写十分逼真，历史参照物并未消失，如撒切尔夫人推行私有化改革、煤矿工人大罢工、英国和阿根廷爆发马岛战争等。但小说呈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可能世界，历史事件与真实的历史进程相悖：小说中英国输掉了马岛战争，撒切尔夫人不久就下台，工党赢得大选；而实际情况是要到1997年，工党在布莱尔领导下才以压倒性票数击败连续执政达18年之久的保守党。小说中最主要的情节是未来提前来到1980年代，“我这样的机器”是指仿真智能机器人“亚当”，他不但拥有超强的自我学习、自我适应能力和以假乱真的外形，还拥有自我意识、性格和感情，能与人类共情，创作诗歌，与女主人公相爱。麦克尤恩虚构了计算机科学家图灵的生活与工作，探讨了人工智能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小说回到过去，改写历史，体现出与杰出现实主义作品相似的社会洞察力与艺术创造力。

　　或然历史作品中的或然现实具有建构性，并不是对生活镜子般地反映和再现，而是通过想象创造了一种可能世界。未来性书写也是建构或然现实的重要途径，但与指向过去的或然历史书写不同，其叙事的时空背景设定在“未来”或另一个“平行时空”，通过推想未来，或揭示现实世界中的社会弊病和制度矛盾，或预警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经典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讲述发生在“福特纪元632年”即公元2540年的故事，展示了所谓“科学进步”在“人类的灵魂和肉体上”引起的革命，书中由技术控制的“世界国”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的思考和对未来的忧虑。石黑一雄2005年出版的《莫失莫忘》书写充当器官捐献者的克隆人的遭遇，涉及科学与伦理的关系；2021年问世的《克拉拉与太阳》是一部有关未来社会与人工智能的小说，探讨爱、友谊、伦理和技术等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

　　推想文学构想的可能世界中现实与未来可以相互映照，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未来在构建过程中受到作者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詹姆逊曾指出：“在社会层面上……我们的想象力受制于我们自己的生产方式。”推想文学的作者对可能世界的想象亦如是，不同的作者推演未来、构思可能世界皆受制于各自的社会关系、观念文化和政治立场。近年来，中国成为推想文学中想象未来世界的重要场域，如美国作家鲁滨逊的《红色月亮》（2018）属于未来性书写，小说时间设定在2047年，中国在月球上建立了基地，量子计算、航天航空技术等已远远超过美国。书名“红色月亮”表达的是由红色中国统治月球之意，这一称谓揭示出作者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西方立场。他笔下的月球基地上的人们处处受到监控，没有行动自由。鲁滨逊对中国未来图景的描写是西方关于中国的刻板化思维的投射，暴露出他的无知和偏见，因此，当他通过推想去虚构未来中国，受其西方白左作者身份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认知和想象力方面明显存在局限性，这种虚构是虚假的，毫无真实性可言。中国拍摄的《流浪地球》系列电影同样是想象中国未来图景，将中国的太空计划描绘成一项可以造福全人类的和平与合作的事业，中国人成为拯救地球的英雄。可见意识形态的差异可以引起截然不同的未来想象和未来推演。

　　电影《流浪地球》海报

　　推想文学与我们生活的现实有着深刻的关联，奇幻、科幻、乌托邦、或然历史书写、未来性书写等并不是逃离现实，让读者忘记当下，沉湎于纯粹的消遣娱乐，而是蕴含并形塑人们对现实、生活、世界、未来的想象和认知。优秀的推想文学作品通过对可能世界的虚构，在表征和指涉当下社会现实、预测和展望未来世界时，显示出思想深度、批判精神与历史责任感，这样的作品可以成为经典，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初审：孙冠豪

　　复审：屠毅力

　　终审：叶祝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