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萨莉·鲁尼成为一种文化现象鲁尼现象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年轻作家的成功，而是21世纪文学与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缩影。

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席梦茹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2024年秋天，萨莉·鲁尼出版了她的第四部长篇小说《Intermezzo》（中译本为《间奏曲》），这本书延续了她长期以来关注的主题：人与人之间那些复杂、脆弱却无法回避的联系。在国外，许多书店为这本书举办了午夜发售活动；抢到首发限量版的读者会在社交网络上晒出图片，作为自己“身份象征”的一部分。过去几年，鲁尼以能够代表某种当代经验的文化人物“横空出世”，不断激起全球范围内的热烈讨论。她已成为当代文学界一个难以绕过的现象，不仅是商业上的宠儿——著作销量超过百万册，两部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更是知识分子和评论界严苛审视的对象。

严格来说，鲁尼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作家”，与那些经典作家相比，她的作品叙事范围始终集中在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从2017年的《聊天记录》（Conversations with Friends），到2018年的《正常人》（Normal People），再到2021年的《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Beautiful World, Where Are You），鲁尼始终在追问相似的问题：为什么相爱的人仍然无法理解彼此？为什么在一个通讯工具发达、人们高度连接的时代，人反而越来越难以建立真实的亲密关系？这些问题看似微小，甚至曾被批评者认为过于私人化和自我沉溺，但是鲁尼的特殊之处在于，她给予了这些私人经验一种超越个人生活的意义。她笔下的爱情、友情和亲情，并不是逃避现实的避风港，反而集中呈现了当代世界的最尖锐和深刻的时代矛盾——阶级、性别、种族，甚至是气候问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鲁尼能够成为一种鲜明的文化现象，并不断在时代浪潮冲刷下被赋予新的意义。

为同时代人代言：将马克思主义“走私”进畅销书

一直以来，鲁尼都与“千禧一代”联系在一起。但如果仅仅将她的小说视为关于年轻人的爱情故事，或许会错过她作品中更深层的政治维度。鲁尼曾是欧洲大学生辩论冠军，这位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家，擅长将宏大的政治框架缝合进微观的亲密关系叙事。她曾表示自己通过“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来理解世界，并认为自己“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试图观察阶级这一宏大的社会结构，如何影响我们的个人生活与亲密关系。”

在鲁尼看来，阶级并不是一个只存在于经济统计中的抽象概念，而是一种进入日常生活的力量。这使得现代人际关系的权力运作变得更为隐蔽，其采取的形式不再采取传统的暴力与规训形式，而是体现在经济依赖、情感依赖等更为微妙的层面。鲁尼并没有写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小说，也没有让笔下角色成为某种理论观点的代言人。相反，她做了另一番尝试，将关于阶级、性别和权力的思考隐藏在日常的语言和行动之中。然而，鲁尼在私人关系中书写政治并不意味着逃避政治，她继承的是女性主义运动长期以来的重要传统：个人的即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传统对于政治的讨论局限于国家、制度和公共权力层面，但女性主义思想提醒人们：权力的运作同样存在于私人生活之中，看似是个体层面的问题其实受到社会结构影响。

鲁尼并没有在作品中给出某种激进的政治方案，只是去捕捉当代年轻人的生活困境。全球化扩大了个人选择的范围，互联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信息渠道，高等教育也让更多人获得进入知识和文化领域的机会。然而，人们也面对越来越强烈的不确定感：住房价格持续上涨，就业环境更加不稳定，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流动逐渐困难，而过去那些关于“努力就能获得更好生活”的承诺正在失去可信度。世界日趋分裂，人们无法去想象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曾提出“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概念，来描述一个时代中已经通过日常生活被人们普遍感受到的经验结构。某种意义上，鲁尼的小说正是在捕捉这种属于21世纪年轻人的“情感结构”。她拒绝夸张修辞，不依靠戏剧化情节推动叙事，而是采用一种近乎冷静的观察方式。她不去使用引号区分人物对话，使文字呈现出一种持续流动的状态。她克制的叙述风格，将一个时代隐藏的情绪切开暴露出来。她笔下的人物通常年轻、敏感、善于思考，却又总是在关系中感到困惑：他们渴望被理解，却害怕真正暴露自己；希望拥有亲密关系，又不断怀疑自己是否能够拥有。

《正常人》中的康奈尔和玛丽安正体现了这种矛盾。康奈尔在圣三一就读期间获得奖学金，玛丽安也是，但这对他俩的意义大为不同。玛丽安只是需要通过获得奖学金来提升自我价值，证明自身在智识上的优越，而康奈尔“得了奖学金之后，一切皆有可能了。”他可以像个有钱人一样花半个夏天环游欧洲，可以在维也纳花一个下午看维米尔的名画《绘画的艺术》，一直以来对他而言只是画布背景的东西——外国城市、艺术名作、地铁系统、柏林墙的残骸突然凭空出现在眼前。他心想：“这就是钱，让世界成真的东西。这一点真是既堕落又让人着迷。”对于玛丽安来说触手可及的事物，对于康奈尔而言却需要经年的岁月才能抵达。

在系统性的不平等之中，个体似乎无法超越阶级差异，去构建一种纯粹的关系。爱情没有成为逃离现实的出口，反而暴露了现实。关系之中充斥着暴力和欺骗，仅仅是想到这些就让人心生挫败，只是“在这些秘密与谎言交织成的混乱之中，偶尔会闪现一种相互理解的微光。这是在一个注定会侵蚀所有人类交流与情感的世界里，一种微小但真实的胜利。”康奈尔和玛丽安，他们无法消除差异，但透过差异，他们看到彼此的挣扎与痛苦，懂得对方心中所思所想，以此建立起真实的连接，最终“为彼此做了很多好事”。鲁尼深受“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影响，主张将“互惠性”置于伦理愿景的核心。这正是她作品真正重要的地方：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仍然尝试去理解并靠近他人。

喜爱与批评：当“鲁尼风格”刺痛现实

正因为鲁尼捕捉了一种时代情绪，她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符号。她被一个反复无常的文学体制选中，和其他相似的创作者一起被打包归类到某个标签之下，被动扮演着“某一代人的声音”这一角色，逐渐成为公共讨论的一部分。大众对她的评价，不再仅仅围绕小说本身展开，而是牵扯到更加复杂的问题：谁有资格代表一代人？什么样的私人经验能够被视为具有普遍意义？文学与政治之间应该保持怎样的距离？

鲁尼最初受到广泛关注时，一个最常见的评价是“她写出了年轻人的真实生活”。但是与此同时，鲁尼也遭遇了大量批评，其中之一是：她笔下的人物，是否真的能够代表所有年轻人？她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往往具有相似特征：年轻白人；明显纤瘦；受过高等教育；接受精英教育；拥有文学和政治兴趣；生活在欧洲城市环境中；讨论资本主义、阶级和全球危机。一些批评者认为其作品过于白人化，忽视了种族议题，并对其文字背后那种关于“可共鸣性”和“普遍性”的假设感到抵触。

与此同时，鲁尼还受到“香槟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表演”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她批判资本主义，却依靠全球出版工业获得成功，没有采取真实行动；她关注阶级不平等，却属于文化精英阶层。但这一矛盾也是鲁尼作品关注的问题，她笔下的人物同样处于相似的位置。他们意识到自身拥有优势，却无法简单地放弃这些优势。《聊天记录》中的主人公Frances，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观已经拒绝全球资本主义，但是自己的欲望却仍然无法完全摆脱它，这一事实让她感到不安；她对遥远国度政治苦难的认知，只是作为和周围人谈论的素材，无法激起真正意义上的感同身受。事实上，这种矛盾并不是鲁尼个人存在的问题，而是当代知识分子和文化生产者普遍面对的问题。

近年来，鲁尼频繁且激进的政治表态似乎也在有意突破“口头革命”，但使她越来越多地成为政治争议的中心，因为其本人鲜明的政治立场触及了西方社会最敏感且最具分歧的议题之一——巴以冲突。2021年，为了支持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BDS，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鲁尼拒绝将《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的希伯来语翻译权出售给以色列莫丹出版社（Modan Publishing House）。这一决定引发巨大争议，文学代理人Deborah Harris认为鲁尼的决定令人痛心，而且适得其反，那些最可能阅读鲁尼作品的以色列读者，并不是支持鲁尼所反对的那些政策的人。其他批评者则认为鲁尼存在反犹主义倾向。2025年，《旁观者》（The Spectator）专栏作家Zoe Strimpel甚至质疑鲁尼的政治姿态，认为她将自己的文学影响力转化为政治筹码。但也有人期待作家能够利用其巨大的影响力积极参与社会议题。

围绕鲁尼产生的争议，反映出当代文化中一个更大的问题：今天的作家究竟应该只是创造文本，还是也应该成为公共政治参与者？过去，文学作品与作者身份之间存在一定距离，但在社交媒体时代，作家本人越来越成为作品的一部分。读者消费的不只是小说，也包括作者的价值观、政治立场和公共形象。而鲁尼正处于这一变化的中心。

鲁尼现象意味着什么？

姜思达在与鲁豫的对谈中曾提到，现代社会并不缺金句，真正稀缺的是好故事。本雅明也曾指出：“如果说讲故事的艺术已至乏人问津的程度，那么信息的广泛传播则是造成此种状况的祸首。”在一个人人都可以表达、观点不断争夺注意力的时代，我们似乎拥有比过去更多的信息，却越来越缺少一种能够深入理解自身经验的语言。那些复杂、矛盾、难以被简单归类的情绪，往往在快速流动的信息中被压缩成标签，失去了被理解的可能。

或许正是在这里，鲁尼的意义开始显现。当她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时，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的复兴，但它提醒我们，在一个被即时信息和碎片化表达泛滥的时代，人们依然需要小说。小说提供的并不是某种明确答案，而是一种更缓慢、更细腻的理解方式——它帮助我们为那些模糊却具体的当代经验一一命名。

因此，鲁尼现象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年轻作家的成功，而是21世纪文学与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缩影。其特殊之处在于，她并没有通过书写宏大的历史事件进入公共视野，而是从最微小的私人经验出发，持续追问一个文学始终面对的问题：个人生活究竟如何与更广阔的时代发生联系。

鲁尼将自己的作品定义为“穿着现代服饰的19世纪小说”（19th-century novels dressed up in contemporary clothing），其继承了简·奥斯汀（Jane Austin）和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对道德严肃性和心理深度的关注。只是，与19世纪小说不同的是，她笔下的人物生活在一个全球化和数字化的世界中，他们面对的不再只是婚姻、阶级和社会规范，而是资本主义危机、气候变化、政治分裂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

在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过去关于向上流动、稳定生活和美好未来的承诺逐渐失去确定性，经济压力、住房危机和社会分化不断影响着年轻人的选择。然而，鲁尼并没有因此走向彻底的悲观主义。她认为，人仍然渴望被理解，也仍然愿意相信，与另一个人的连接能够创造某种微小但真实的确定性。而在把自己完全交付给另一个人的那一刻，救赎就降临了。这种简单的真实，便是这个不美丽世界中唯一的答案。